战争不仅改变人性，而且改变每个人的生命轨迹。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，老舍的人生和创作有什么改变？

战争如何改变了作家的人生轨迹？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北平沦陷，老舍的母亲就处身敌区了，恰逢妻子又临产，青岛危急，老舍内忧外患，却动弹不得。

直到8月份，他的处境才稍稍好转，齐鲁大学来聘，妻子生下一女，出了院，老舍能先去济南，再接家小。8月14日，日本敌人从青岛登陆，他焦急万分，托朋友将妻儿送到济南来。

下面的日子，局势并未好转，只是进一步恶化了，再不走，山东会全丢，自己要当亡国奴。他只好再转移，一个人挤上火车，先在武汉，着手组织、创办了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，因他无党无派，在第一代作家群中有一定声望，就被推举为常务理事、总务部主任，是实际的理事长，主持日常工作（当时情况下，国共两党党员作家出任领导，都不合适。参见胡绍轩：《现代文坛风云录》，重庆出版社1991年12月。）这一千就是8年，办了刊物，召开会议，处理文件，发展分会，接待各地作家等等。

为响应“文协”提出的“文章下乡，文章入伍”的倡议，他不写过去那样的作品了，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学习、写作，为宣传抗战服务，张扬功利艺术。同时，他结交了许多朋友，从每个人身上去学东西，学习他们的经验、特长。朋友们甚至作了原型在小说里出现。

1938年7月，武汉告急，老舍等一行再度流亡，8月14日到达重庆，一住8年，写了大量的抗战剧，如《国家至上》、《大地龙蛇》、《残雾》等。

又参加了作家战地慰问团，途经7个省二十多个地区，历时近半年，从1939年6至12月，把沿途见闻写成一个长诗《剑北篇》，最后只写到三千多行，就写不下去了。

这些作品，从艺术上看，理性化了，承载了过多“政治”因素，都不能说是成功的。他自己告白道：“抗战以来的文艺，无论在哪一方面，都有点抗战八股味道。

可是细心一想呢，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。”（《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》）但是，1949年以后，老舍倒是真写了些“功名八股”，把自己该写的丢之一旁，那就很难原谅了。可以看出，他的“功利”倾向是有一定渊源性的，是带了不少主动意识的，并不全是真就无奈的，说明他在某些方面，有着难以突破的性格缺陷、思想误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