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讨论了一会儿军事部署之后，多耶见时候不早了，便邀请黄太吉留下来一起吃一顿便餐——说是简餐，可依然是在一位伯爵的府上盛大开席，往来穿梭的侍女莺莺燕燕，席间还有歌姬和杂耍艺人献艺，而流水一般的葡萄美酒是从格鲁吉亚运来的，佐餐的鱼子酱是大辽进口的上等白海大马哈鱼鱼子酱，鲸鱼肉烹制的正餐，加上驼峰与鱼翅，这样的奢靡生活，仿佛是要人忘记了近在咫尺的平叛战争。

充任主人的伯爵是大夏王国的老贵族，他的曾祖父曾经随着大夏几代先王征伐四方，家中院落里的一口青铜大鼎就是六十年前在位的绍宗赐予的。现任伯爵年轻时也曾投身军旅——正如每一位古典时代的贵族那样，他在先王宣宗的时代曾经出征天竺，在攻打葡萄牙人占领的果阿的时候受了伤才光荣退役。

伯爵的正妻已经故去了，前年为了晚上睡觉不太冷，他又从遥远的东方娶了一位年轻的寡妇作为自己的续弦。这位寡妇带来了很丰厚的嫁妆——茶叶、铁器还有经书和足够支撑一座庙宇的和尚。

和尚对于西夏贵族而言是很重要的。地位仅次于土地和人口。

不论是夏王国还是辽帝国其实几百年来都有一个问题，如何以绝对的少数贵族统治大多数人。辽帝国在庚子变法之前，实际上是以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契丹族与奚族的贵族联盟统治帝国，庚子变法之后，汉族士大夫的地位在法律层面上得到巩固，作为回报。他们将汉族王朝的统治经验传授给了契丹族，那就是恩威并重，改土归流。

辽帝国一面封建军功贵族征收山川险要、民风彪悍之处，并以蛮夷充实其中，采用军事手段压制境内的异民族。另一方面犬牙交错的布置各州府道，以警惕军功贵族可能的潜在反叛之心。这一套政治措施是有效的。同时，辽帝国的文化氛围一直以来都较为宽松，女真人早期信仰的萨满教，后来女真上层贵族（如爱新觉罗、叶赫那拉等家族）都改姓了佛教并非是出于什么压力，而是一种上层的氛围，蒙兀贵族们也放弃了早起草原上的原始图腾崇拜，但并没有改信汉传佛教，而是选择了从雪域高原流传而来的黄教。除此之外，为帝国立下军功的哥萨克人、东斯拉夫人等白狄各部落，他们有信仰天主教的或东正教的，帝国也都保留了他们的基本信仰权利，这与夏王国有很大不同。

从李秉常西政以来，历代夏王都以佛教的保卫者自居，特别是大量的王室子弟出家为僧之后，佛教的势力在王国内相当强大。王权与教权纠缠之深刻，如同一对孪生儿一般密不可分。

这一局面的形成，自然有其历史因素——夏王国的每一步扩张，都是从异教徒手中夺取（或者说恢复）佛教的势力范围，为了压制异教徒、异民族的残余势力，夏王国是必要在政治之外的地方大做文章。当亡国之民们依然团结在异教的大旗下反抗王国大军的铁蹄时，树立一个国教来团结自己需要团结的人，打击自己需要打击的人，就成了案头的必备之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