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睢阳以后，戴言就向管家了解最近发生的大事。随后他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魏齐两国已经预备相王。

戴言从来到了这个时代以后就开始以这个时代的思维来思考问题，他当然知道魏国与齐国相王将会是多么轰动天下的大事。王即是天子的象征，是最高的尊号。诸侯们统治国家的法理从何而来？周王做为上天的儿子，承天命而统治整个天下。然而周王一个人分身乏术，管理不了这么大的地盘，于是就分封诸侯来代替他管理。这就是各诸侯国合法性的来源。无论是三家分晋，还是田氏代齐，韩、赵、魏、齐这些国家的合法性最终都要来源于天，来源于天子的分封。周天子就算再怎么落魄，只要诸侯们还承认他是天子，这个王也还是有号召力的。

如今天下的大国齐国与魏国互相称王，这其实已经是开始改变整个天下诸侯国的合法性了。国家之间的合法性从此不再来源于天，不再来源于天子，而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承认。

当然这些变动暂时还不会影响到各国的民心，对于宋国这种公族权力和神权都特别强大的国家，目前的影响就更是微小了。戴言考虑得更深的，则是魏齐两国相王对于宋国的实际影响。

宋国历来的外交政策很简单：不结盟，朝三国。自打晋国崩溃以来，天下间的战争愈加激烈。宋国有感于自身地理位置敏感，周边三个强国魏、齐、楚都是虎视眈眈，于是历来奉行不结盟的孤立政策，不得罪于任何一国；同时为了宋国自身的安全，宋国同时向魏、齐、楚三个国家朝贡，这也就是朝三国。

先秦时期的朝贡可绝对不像是后世明清那样，天朝上国所奉行的“厚往薄来”的朝贡贸易。此时的朝贡可是有着强烈的功利化的动机和对于利益的需求。子产执掌郑国权力之时，就曾经强烈反对当时的霸主晋国对郑国的“索贡”，并写信给当时的晋国执政请求减少郑国的贡赋。而晋国六卿之间互相征伐时，对小国的外交权也是其互相争夺的重要权力。其实中国人历来都不傻，自先秦到唐，朝贡都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。

朝贡贸易第一次出现逆转，那就是北宋的事了。北宋与辽签订檀渊之盟以后，不得不向辽国供奉岁币。对于檀渊之盟这种城下之盟，简直就是对皇帝最大的羞辱。像这种事放在汉唐，匈奴和突厥也曾经令中原王朝蒙羞，于是皇帝隐忍，百姓同心积蓄力量，最终反击灭匈奴突厥以洗刷耻辱。北宋实在是一个奇葩的王朝，它的军事弱小，然而它在经济和文化上太强大了，文人们掌控了整个国家，同时也掌握了整个东亚的舆论话语权。对于文人们来说，皇帝屈辱不屈辱无所谓，只要不损害到我们的利益就是了。如果皇帝觉得屈辱了，那我们帮您吹吹风，你不就觉得不屈辱了吗？他们也不想着怎么报复辽国，收复燕云，他们把岁币改称为岁赐，把这种屈辱的行为也作为朝贡的一种——反正都是礼物的交换嘛。无非是你给我们一匹马，我们回赐给你们这些蛮夷绢银三十万匹。而国家的损失与他们何干？后来对西夏也是这样。而且在他们看来，他们这绝对不是屈辱，相反他们仅仅用这么点钱就维持了和平，这是功绩啊，这哪里是屈辱呢？

后来明清建立时就沿袭了宋朝的朝贡贸易，开始奉行“厚往薄来”的朝贡政策。宋朝的朝贡贸易虽然确实是亏本的，文人们拿此来做粉饰。然而宋朝的商人们从辽和西夏的榷场贸易中却是赚了的，总体上来说，宋朝对外的贸易，国家受损失，商人则大发横财。而明清的朝贡贸易则纯粹就是皇帝花钱买虚荣心了，国家和百姓都没有从这种贸易中获得任何好处，这是纯粹的亏本买卖。在最厉害的时候，与中国的朝贡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。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们为了争夺朝贡权，其使团甚至在宁波发生过激烈的火拼。

此时的宋国奉行“朝三国”的政策当然不是后世那种火拼都要抢来的朝贡贸易，这实在是处于强国夹缝中的不得已之举。而且像这种政策对于整个宋国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和屈辱。向三个国家朝贡，其每年所占的花费几乎相当于整个宋国财税的三成，这笔花费是要摊在整个宋国身上的。从国君到公族乃至庶民，无人可以幸免。宋国原本做为地位尊贵的公族大国，到了此时却不得不去掉“公国”的尊号，国君连带整个国家都要低三国一等。执行这种政策，整个国家的利益受损，国家的尊严也受损，名利皆损，对于宋国实在是一种屈辱得不能再屈辱的政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