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若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，弱国其实也是有外交的，而且其外交能发挥出极大的作用，就看会不会把握外交的这个度了。就在后世中国人声称“弱国无外交”的20世纪前期，当时的东亚就号称有三个主权国家：一个是太大的中国，一个是太狠的日本，最后一个则是太“聪明”的泰国。

在当年差不多整个东南亚都沦为殖民地的情况下，小小泰国能够保持独立，不得不说这绝对是一个奇迹。由于其身处中南半岛的英国殖民地缅甸和法国殖民地越南之间，其国很好的游说了英法两国，让英法两国将此国作为缓冲带，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独立。到了二战爆发时，小日本也盯上了这个亚洲的主权国家，泰国也聪明，说只要你不灭我国，其他一切都好说。看到泰国这么客气，小日本反倒不好意思了。于是怂恿泰国攻打柬埔寨，虽然泰国弱鸡连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地都打不赢，进攻柬埔寨，其海军舰船损失四分之一，然而背靠轴心国，其虽然败了，却依然逼得维希法国归还了曾经侵占的泰国领土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，泰国和小日本签订了同盟协定，加入了轴心国，并且向英美宣战。然而此国在美国的外交官却宣布与泰国政府断绝关系，宣称其国内的政府无效，并且成立“自由泰国”。到了二战结束时，日本宣布投降，泰国立即站出来说：我们当年的宣战是无效的。在“自由泰国”组织这群外交官的努力下，外加各种地缘和利益的考量，美帝也认可了这个神说法。到了最后，此国虽然名义上是战败国，最后竟然享有战胜国都没有的待遇：从小日本那里捞到了120亿日元的战争赔款。

这就是外交的重大作用，用得好甚至比用兵更有用。孙子兵法有云：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也。在战场上也只有奇正两种战势，论起战争的方式也只有进攻与防守两种，然而战争的变化却无穷无尽，古往今来多少名将想彻底掌握战争的规律而不可得。外交的变化比起战争又更多了，这也是一种变化无穷无尽的学问。后世中国人常说“弱国无外交”，这句话说起来其实很可悲。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强者，都是四方蛮夷向我们下跪称臣。而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，中国的利益被列强们肆意分割，当做筹码随便交易，在强者思维占据主导的中国，这当然是无法忍受的。于是才有了“弱国无外交”，这种烙印深深的印在中国人心里。这其实就涉及到了外交的最本质的东西了，那就是实力。

所有的外交全部都是需要实力的，没有实力又想做到强者才能做到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戴言当然深深的知道这一点，在他看来，一个国家能发挥的实力不止有军事上的力量，还有经济和文化的力量。当然在这个时代，除了几百年前管仲用“轻重之法”这种经济手段教训了齐国的敌人以外，还没有人懂得经济力量的强大。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“胡虏无百年之运”，也没有异族皇帝发出“不知汉民难治”的言论时，也没有人能够认识到文化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戴言作为穿越者，毕竟是有后世的种种眼界，他决定要让这时代的人们好好认识一下这些看不见的力量。

他作为大行人以后没有出使他国，也没有去改变政策。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陶丘，这座宋国最富裕的城市，天下的商业中心。

在来到陶丘之前，他脑海里设想过各种陶丘的富裕。即使是穿越之前的戴言，也知道历史上著名的“陶朱公”范蠡，他名字中的那个“陶”，说的就是陶丘这个“陶”。在战国后期的历史上，对于这座城市的争夺那可真叫刀光剑影啊，为此赔上了一个大国（齐国），外加两个大国权相（赵相李兑、秦相魏冉）都栽在了这座城市上。

当初来到陶丘以后，戴言眼中有些失望。在陶丘城外，这座城市看起来丝毫不起眼，比起宋都睢阳来，要小了不少。唯一和宋都睢阳有差别的就是那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睢阳来来往往的人群可以说不算少了，然而睢阳和陶丘比起来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在戴言的记忆里，唯一能和这座热闹相提并论的，恐怕只有后世他曾亲身体验过的春运了。

陶丘还有一点与睢阳大不一样。睢阳这座城市，虽然也热闹，也是人口众多，然而其人口绝大部分都是住在城内的，只有睢阳周边零零散散的分布这众多大大小小的存在。然而陶丘就不一样了，其被城墙围住的地方确是比起睢阳要小得多，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陶丘以前是曹国首都，曹国这种小国底蕴比起宋国就更差了，其国都当然也不可能有多大。

然而就如金子总是会发光一样，城市地理位置好，也总是会迅速发展的。陶丘也是一样，城墙内的土地不够用了，那就往城外发展吧。到了陶丘济水岸边，戴言就看到了比陶丘城内壮观得多的景象：陶丘沿河十里，尽然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建筑，外加在济水边停泊的大大小小的船只，整体看起就像一个绵延十里的大城市。

当走到那些房屋面前，戴言才知道，这些房屋大部分其实都是商人们所建的仓库，供人居住的住宅极少。而走到河边，岸边几乎全是码头，那些仓库与码头一一相对。在戴言的询问下，方才知道这些仓库与码头都是对应的，每一个大仓库都对应着一块码头，两者一起归属于一个私人所有。而像这样的大仓库和对应的码头的数量，简直数都数不过来。这种繁荣的景象，几乎让戴言以为自己来到了穿越前电视上所看到的旧上海十里洋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