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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贴:从历史看人物——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

从历史看人物——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

一、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“传”

在谈刘邦、朱元璋之前,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“人物传记”问题。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,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,那么完整。二十四史有纪、传、表、志四个部分:纪,是一个划年代的表;志,是专门史;表,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;传,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。其中,最重要的是传,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。但到了近代,人物传记非常稀少,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,其原因何在?

中国史学里的传记,早在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中就可见到。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,尤其《左传》里的人物,写得活灵活现,有些是呼之欲出。《左传》的姐妹篇《国语》,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,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。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。

《左传》和《春秋》关系密不可分。《春秋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,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,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、道德系统中,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。这一特定的功能,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,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。用今天的话讲,人不再是个“人”,人是个脸谱,就像京戏里的脸谱。看戏台上的脸谱,忠奸分明,关公是红脸,曹操是白脸,蒋干是个小花脸,诸如此类。褒贬使得《春秋》的《谷粱传》、《公羊传》,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,解释为褒贬,甚至做诛心之论。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,但《谷粱传》、《公羊传》给它一个动机,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。一言之褒,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;一言之贬,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、龙头铡上铡一刀。中国史学,不仅拿历史当镜鉴,还把它当作裁判。在中国史学传统内,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,其裁判可永远流传。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,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。

这套做法,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,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。《史记》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,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,如项羽在垓下之围,眼睛一瞪,大吼一声,“人马俱惊,辟易数里”。这明明是夸张叙事,人可以倒退几里路,但马绝对不行,非摔跤不可,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,活灵活现。

另一方面,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的时候,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,刺客是刺客传,游侠是游侠传,做买卖的是货殖传,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,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。同样是做官,有一类官是循吏,有一类官是酷吏。这种分类法,叫类传或列传,不是一个人的传,而是一堆人的传。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,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。同时,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——“太史公曰”,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。这个赞,不一定是赞美,是评语的意思。有评语,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、地位。也就是说,太史公写当时的事,继承了《春秋》的褒贬,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。从周代开始,除了头两个王,每一个王死后,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,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,如定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、昭王等。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,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。于是,历史人物的个性、特征都定性了,一类一类,不再是活泼泼的人,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。整个二十四史,只有在《史记》和一部分《三国志》里,能看见活泼泼的人,原因是什么?因为事后修史。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,将当时的所见所闻,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,这和隔一个朝代、几个皇帝才修史,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。今天,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,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。

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,叫“文学传记”或“传记文学”,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“活人”的传。台湾有一个杂志叫《传记文学》,凭心而说,几十年《传记文学》里所收的文章,真正把人物写活的很少很少,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史学的人物传记传统充分建立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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